人類文明的長河中，總有一些液體在陶罐、青銅尊或玻璃瓶中蕩漾，映照出社會的輪廓。考古學家曾在九千年前的賈湖遺址發現殘留酒漬的陶罐；蘇美爾人的泥板上刻著對啤酒女神寧卡西的贊歌；埃及壁畫里，釀酒與獻祭的場景神圣莊嚴。這些空了的酒瓶與器皿，像文明的注腳，默默訴說：酒精飲料的出現與人類定居、農業起源、宗教儀式及社會結構的復雜化幾乎同步。

從自然發酵的野果酒到有意識的釀造，人類掌握了利用微生物的魔法。酒曾是安全的飲用水（釀酒過程中的煮沸殺菌）、儲存糧食的方式、交易的媒介，更是打破日常界限的“神圣液體”。在祭祀中，酒是通神的媒介；在宴飲中，它是盟誓與政治的潤滑劑；在文人筆下，它是靈感的催化劑。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”——酒瓶空了，詩篇卻滿了。

有趣的是，人類對酒的矛盾態度始終并存。古羅馬有酒神節狂歡，也有加圖警告葡萄酒敗壞軍紀；伊斯蘭教與部分佛教傳統禁酒，卻發展出豐富的無酒精飲品文化。這指向酒的本質：一種既能凝聚社群，也可能瓦解秩序的“矛盾液體”。而現代社會，隨著健康意識興起，“脫醇酒”悄然登場。它保留了酒的風味與社交儀式感，卻剝離了酒精的生理影響，仿佛一場文明的折衷——我們依然需要舉杯的儀式，但不必沉醉。

說書人拍響醒木，故事仍在繼續。從祭祀到宴飲，從沉醉到清醒，酒瓶空了又滿，滿了又空。而文明，就在這斟飲之間，踉蹌而堅定地前行。或許，重要的從來不是瓶中物，而是圍坐分享的時刻——那是我們作為人類，始終渴望的聯結。